下一步，我们到底靠什么？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反思近10年来的“去工业化”，意识到新的经济增长必须回归实体经济，因此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它宣称，未来20年将以“指数倍”的速度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重构美国的制造业，击败中国的制造业。这一论调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空穴来风”。美国由“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快速转身，绝不是简单回归“美国制造”，而是为了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确保自己“世界经济发动机”的领先地位。

目前，尽管我国在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还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但同时，我们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

一是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越来越强。以往，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带动，过度依靠资源能源消耗和低成本要素投入，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从未来看，随着我国资源环境不堪重负，要素成本上涨，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人口结构“未富先老”，“要素驱动”将难以为继，必须“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二是全面掌握核心技术的局面远未形成。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已有220余种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在需求增长趋缓的情况下，产能过剩；制造业还徘徊在中、低端，核心技术自给率低，高端设备大量进口；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受到能力不足和动力缺失的双重制约，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仅为0.69%，远低于跨国公司的3%以上。我们必须尽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三是推动创新的体制机制远未突破。我国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创新资源共享和利益分享机制，造成了创新资源的巨大浪费。美国“再工业化”的核心是重点关注未来科技竞争领域，促进企业与大学紧密协作，致力于解决明天甚至后天的战略技术储备。

面对国际经济新形势和新环境的挤压，面对自身发展的“内忧”，下一步，我们到底靠什么？唯有创新驱动，才能转型发展。

掌握核心技术，需要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

对此，我有以下几个思考——

思考一：激活与释放

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力。高校集聚着各学科的大批优秀人才，沉淀着大量有价值的创新成果，一旦与需求紧密结合，将释放出巨大能量。比如，离子膜是氯碱工业和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材料，曾长期被杜邦公司垄断。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经多年攻关，实现了技术研发的重大突破，而且现已初步实现产业化，仅相关产品销售收入就达10多亿元。正因为有了国产离子膜，发改委于去年明令淘汰隔膜法烧碱生产装置，产业由此升级换代。这个事例体现了核心技术突破的重大价值。

在高校，这样的原创型技术储备可谓比比皆是，但大部分“束之高阁”，很多时候，高校想把成果转化却转化不出来，激活这些成果的最后一把火还需政府来点燃。比如，针对我国船舶设计制造中的“卡脖子”难题，上海交大率先研制出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内首个连接科研、设计、制造的公共数字化软件系统平台，能从根本上提升船舶设计制造水平。这个系统的推广应用与后续研发，如果能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利用市场机制，推动高校和产业联盟协同创新，形成“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完全可以加快我国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迈进的步伐。

思考二：体制与机制

最近，美国政府正在反思为什么很多发明在美国“开花”却在日本、韩国“结果”。奥巴马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大学的科学研究与企业的产品研发之间存在创新断层，为此美国政府准备拿出10多亿美元，在大学周边建一批“制造转化工程”，填补大学与企业间的沟壑。这个思路与我们的做法不谋而合。在上海市的支持下，上海交大于2010年在学校周边成立了上海紫竹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以全新的体制机制，整合社会资源，谋求创新突破。比如，这个研究院的大飞机发动机核心部件研发在材料和制造工艺上都取得重大突破后，中航工业准备投7亿推进其产业化；同时，在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微生物源绿色农药、轻质高强新材料、智能电网、云计算等领域，它都有一批核心技术正在落实产业化。

但在另一个新材料的产业化推进中，却遭遇了“内冷外热”。我国镁资源丰富，占世界90%。上海交大研制的新一代镁合金在轻量化、吸震性能、高温性能上取得重大突破，能大幅提升发动机性能。这一核心技术被美国GM、波音，日本的日立等跨国公司盯着不放，国内厂家却望而却步，因为以我们的设计能力，还不适合应用这种新材料，引进的生产线也无法相应调整。如能建立新的镁合金发动机产业，极具战略意义。在创新链上，对这种有长远意义并需要长期努力的突破，仅靠市场机制和企业自身努力，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规划、布局、组织和协调作用，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有选择地搭建一批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平台，尽快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这既是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追赶的成功经验，也是当前发达国家推动创新的重大举措。

盲目照搬欧美大学模式，永远达不到“世界一流”

思考三：放宽与准入

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是“创新驱动”的重要生力军。随着一些传统产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大量民间资本被卷进投机炒作的漩涡中，对此应借助政策引导，把民间资本更多地引入新兴产业、实体经济。一方面要对民间资本、中小企业放宽市场准入，打破种种有形和无形壁垒，让它们发挥“鲶鱼效应”，激活技术市场；另一方面要以项目资助、财税补贴、金融支持等政策手段，扶持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形成高技术产业的“规模效应”。

思考四：发展与贡献

世界强国的兴起历程，往往与成为高等教育强国、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相伴随。中国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共同推进、多轮驱动之路，为大学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如果忽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需求，一味追随发达国家的办学道路，盲目照搬欧美大学模式，将永远达不到“世界一流”，中国的大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最核心的一点，是要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大学的价值目标和创建世界一流的必然路径。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谋发展，并充分利用国际舞台，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培育一流人才、创造一流成果、作出一流贡献，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新路。

（作者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